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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大足石刻為何被稱中國石窟藝術史上“最后的豐碑”

2026-01-13 15:41:01來源：中新網

大足，非“大腳”也。

地處重慶市西端、與四川比鄰的大足區，建制、得名于唐代，一叫就是1200多年，寓意“風調雨順、天下大足”。

大足石刻，為該區境內摩崖造像的總稱，盛極于兩宋，是我國北方石窟走向衰落之際在南方崛起的大型石刻群；199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明代人曾游覽至此，題刻下眼前的“震撼”：三千諸佛云中現，百萬神仙海上來。

天時地利人和造就的“高峰”

對大足石刻，學界有句沉甸甸的評語：中國石窟藝術史上最后的豐碑。

把視角放大，站在時空的坐標系中俯瞰，足見此言不虛——

甘肅敦煌莫高窟，始建于公元4世紀、十六國時期；山西大同云岡石窟，開鑿于北魏，堪稱公元5世紀中國石刻藝術之冠。

河南洛陽龍門石窟，則見證了從南北朝到隋唐大一統的歷史變遷，體現了多元文化的交融，標志著中期石窟藝術的最高成就。

再衍生到長江流域、以重慶大足石刻為代表的川渝石窟藝術群，肇始于唐、盛極兩宋，在傳承中創新發展，較之前代，于題材選取、藝術樣貌、造型技藝、審美情趣等方面皆別開生面，形成了我國石窟藝術史上的第三次造像高峰……

中國石窟藝術的傳播流變，與政治、經濟、社會發展進程密不可分，其內在脈絡是清晰可見的。

我初赴重慶工作時，曾自駕翻越秦巴山脈，途經四川巴中歇腳，訪問過當地的南龕摩崖造像，便覺其形態意趣與北方石窟迥異——簡略直觀地說，就是不求大、生活化。重慶大足，及鄰縣四川安岳，其石刻皆有此特點。自唐至宋，川渝地區相對安定、經濟發展、社會昌明，在北方石窟走向衰落之際，南傳的石刻藝術汲取了巴蜀地域文化的養分，乃續絕不斷、開枝壯大、自成一派。

故曰：天時地利，孕育出大足石刻這“高峰”。

這“高峰”，并非孤山。

截至目前，大足石刻包括公布為各級文物保護單位的石窟75處、造像5萬余尊、銘文10萬余字，分散在重慶市大足區的24個鎮街，又以寶頂山、北山、南山、石門山、石篆山“五山”最為集中，作為我國晚期石窟藝術的精華，從不同側面展示了唐、宋時期石窟藝術風格的重大發展和變化，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以數量眾多、雕刻精美、題材多樣、內涵豐富、保存完好而著稱于世。1999年12月1日，以“五山”為代表的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這“高峰”，有其絕頂。

決定了大足石刻“海拔”的，自然當屬“五山”中的寶頂山，位于大足城區東北15公里寶頂鎮。寶頂山摩崖造像是1961年國務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寶頂山石刻中，又以大佛灣造像為主體，其形如“U”形，全長約500米，造像鐫刻于東、南、北三面崖壁上，自護法神像至柳本尊正覺像，19幅大型組雕比鄰相連、無一雷同、傳神靈動、蔚為壯觀。世所熟知的千手觀音造像，也在此間——如果說，寶頂山象征大足石刻的桂冠，那么千手觀音就是桂冠上最奪目的明珠。

這頂桂冠戴在了大足，與當地一位高僧的宏愿密不可分：趙智鳳，南宋大足人，5歲落發出家，16歲外出云游，后返回寶頂山，于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間，以教化眾生為宗旨，盡畢生之力，清苦70余年主持營建出以大佛灣為主體的寶頂山石刻群。今天，刻于明代的《重修寶頂山壽圣寺碑記》，為我們還原了趙智鳳的生平事跡和建造寶頂山石刻的史實。

“假使熱鐵輪，于我頂上旋。終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寶頂山多處刊刻的這句偈語，被認為是趙智鳳的述志之作。這項艱巨的工程，無論空前絕后的技藝，還是天才杰作的藝術，了不起的“人”，才是那點睛之筆；天時地利，再加人和，才造化出不朽的大足石刻。

寶頂山固然奪目，亦不掩蓋“五山”其他諸山的光芒。歷時250余年修建、造像近萬尊的北山石刻，展示了晚唐至兩宋時期中國民間佛教信仰及石窟藝術風格的發展變化；開鑿于北宋的石篆山石刻，儒、釋、道造像俱全……大足石刻是本厚重的大書，僅看“摘要”，甚或“三分鐘解說”，必成盲人摸象。

書再厚，終有收筆。這一收，收得“戛然而止”：寶頂山大佛灣北巖的最西端，柳本尊行化道場下部的十大明王像，大都是未完工的粗坯，清晰可見塊狀的大面和初鑿的痕跡。宋元之際、兵燹頻仍，可能是導致整個工程猝然停工的原因。

宋代以降，官方民間再沒有大規模造像活動，石窟修建技藝及其藝術水平也隨之停滯。

大足石刻，乃成中國石窟藝術史上——最后的豐碑。

出世與入世、藝術與科學的和諧統一

數次到大足石刻采訪，有處造像，總令我眼眶濕潤：

一個青年，背著褡袋扛著傘，即將遠行。眉宇間，雕刻得意氣風發、躊躇滿志。

身后則是年邁的父母，母親趨前、似還想叮囑兒子兩句，父親在后，伸手悄悄碰老伴，提示她莫再“嘮叨”，老伴氣惱扭過頭來，搗了老頭子一肘子……

送別的瞬間，就這樣被體察入微、技藝精湛的匠師們定格為永恒。我上大學時，父母依依惜別，不正是這樣的情態嗎？對此叫人怎能不落淚？

這就是寶頂山19幅組雕中的《父母恩重經變相》，主要根據唐人所撰《佛說父母恩重經》而雕刻，生動展現了一對夫婦懷胎守護、臨產受苦、生子忘憂、哺育不盡、操辦婚事、遠行憶念等10個畫面，以高度提煉的手法，躍然傳神于石壁之上。雖說是講經教化，但生活氣息濃厚、貼近日常體驗。這些瞬間，哪個家庭、哪個人沒有經歷過？總有一幅畫面會擊中你，故而感人至深、發人深省。

這正是大足石刻無與倫比的魅力所在：寶相莊嚴的出世主題，與人間煙火的入世場景，在這里深層次融合。宗教題材到了這里變得更可親可近，“吹笛女”“養雞女”造像，雖本意貶斥，卻因其美好形象而為觀者津津樂道。更遑論北山石刻的“媚態觀音”等造像，儼然妙齡少女，身段窈窕、秀麗嫵媚，全然不見菩薩的威嚴，而是充滿活力。

匠師們如此處理，便縮短了人和神之間的距離。藝術即人學。高明的藝術品，不會脫離人間去塑造天國，創作者無從下筆，觀者也難起共鳴。

世俗化，并不意味著流俗。寶頂山石刻中全長約30米的牧牛圖，根據北宋楊次公的《證道牧牛頌》雕刻而成，是我國罕見的長卷式組雕，形象而深刻地闡釋了佛教禪觀的修證過程。未牧、初調、受制、回首、馴服、無礙、任運、相忘、獨照、雙忘、禪定、心月圖……12組造像中，牧人代表修行者，牛代表修行者的心，馴牛的過程就是修行者調服心意、悟禪入門的階段。

牧牛圖中的牛，角長而彎曲，有明顯的弧度，足證是川渝農村常見的水牛。牧人敞胸露懷、自在松弛，一副爽朗的巴人風貌。12組生活化的造像看下來，晦澀的義理便深入淺出、潤物無聲，令觀者心有所悟、嘖嘖稱奇，實在是舉重若輕的妙品。

宋唐有別。唐長安城一百零八坊秩序井然，但畢竟是有宵禁的；北宋開封，沒那么規整，可是個實實在在的“不夜城”。至于川渝，青山綠水、物產豐饒、人口眾多，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于當時當地“橫空出世”，絕非偶然。

如此，石刻造像在川渝本地化后滿溢著人間情趣，也就不足為奇了。其實，宗教藝術不正似人間的倒影嗎？

在這天上人間的相互映照中，我還品出了另一組對應關系：藝術與科學。

近幾年，《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等影視劇熱播，讓觀眾對書畫、服飾、建筑等“宋式美學”體現出的“高級感”津津樂道，同時期的石刻自然也不例外；北宋時期已經大規模用煤冶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學技術的進步讓精雕細刻成為可能，藝術表現力的提升滋養著大眾的審美水平，又反哺匠師創作再攀新高。

寶頂山上，高達7米的華嚴三圣造像，被匠師們有意雕刻成身軀前傾25度、下身加長的形象，以避免觀者仰視時產生佛像頭小身大、比例失調的視覺誤差。其中，文殊手捧1.85米高的七級寶塔，手臂懸空支出大約2米，塔和手的重量近千斤；為使手臂不至斷落，匠師們巧妙刻出寬袖袈裟披肩掛肘而下，與其身軀相連，將重心引到了主像身上，使文殊手托的寶塔歷經千年而不墜，既運用力學原理，又符合造像規制，達到科學與藝術的統一。

圓覺洞，深達12米，采光不好咋辦？匠師們大膽立意，洞中央刻一菩薩長跪佛前，在洞口上方開一扇天窗，如聚光燈般打到這尊菩薩身上，既強化了“問法”的主題，又補充了光源，還烘托出別有洞天的神秘氛圍。川渝雨水多，洞內右壁上刻著一條長臥的龍，下面是一位高擎缽盂的老僧，皆為鏤空，形成了一個周密完整的排水系統，“神龍吐水”、不著痕跡，只聞叮咚作響。

還有那最令人震撼的千手觀音像，作為我國最大的集雕刻、貼金、彩繪于一體的摩崖石刻造像，在88平方米的堅硬崖壁上進行立體打刻，雕出的1007只手不光手勢無一雷同，而且手中所執法器大都是南宋時期的生活用品、勞動工具等，堪稱當時社會風貌的“活字典”，特別是沒有一只手在雕刻時被打壞，其藝術創造力之磅礴、雕刻表現力之精湛，讓人嘆為觀止！

今天的大足區龍水鎮，是西南地區規模最大的五金市場，尤其是傳承非遺的“龍水刀”，聞名巴蜀千百年。我順路走訪了相關企業，“龍水刀”如今多作為廚具，試用一下：掂著有分量，切著不費勁。

輕撫那刃上的鋒芒，我仿佛聽到了古遠的鑿聲。

七十余載保護修復，文物重光

千百年歲月侵蝕，文化瑰寶存續至今、面世重光，有賴于新中國成立以來、堅持70余載的保護修復：

1952年6月，撥專款新建大足北山佛灣石刻保護長廊，培修部分石刻造像；

1953年4月，撥款對大足寶頂山大佛灣進行基巖加固、石砌堡坎、重修路面、新建欄桿、翻蓋房宇等；

……

2023年8月，由國家文物局、重慶市人民政府主辦的“石窟寺保護國際論壇”在大足區舉行，來自中國、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尼泊爾、挪威、英國等國的石窟寺領域專家學者匯聚一堂，共話石刻保護之路。

登錄網上的“大足石刻數字博物館”，保護歷程如一幅長卷、徐徐展開。

“大足石刻的系統科學保護始于20世紀50年代，已歷時70余年，探索出傳統工程手段與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的方式，堅持最小干預原則，開展了造像巖體搶險加固、水害治理、防風化治理、日常保養維護、監測與科學研究、數字化及環境整治等保護工程180余項。”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長蔣思維介紹。

用匠心守護文化遺產。歷經800多年風雨，寶頂山千手觀音造像一度身患34種病害。2008年5月，國家文物局將大足石刻千手觀音造像修復列為全國石質文物保護“一號工程”。由大足石刻研究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等單位組成的多學科聯合交叉保護修復團隊一干就是8年，首次將X射線探傷技術引入大型不可移動石質文物檢測，先后手繪病害圖297張、病害矢量圖335幅、編制修復實施方案1066個，最終成功填補了國內大型不可移動文物修復的相關技術空白。

針對寶頂山大佛灣水害，創新構建“疏堵結合”立體治理體系，突破了我國潮濕環境水害治理瓶頸性難題；建成了動態化、信息化、可視化的大足石刻監測預警平臺，為預防性保護提供了關鍵數據支撐；在國際合作中，與意大利等國家攜手開展修復項目，推動中國文物修復技術走向世界……

保護成效顯著，當地依然有“煩惱”：

這么好的世界瑰寶，業內早已名聲在外，當下文旅熱潮中卻顯得不溫不火、有些“佛系”。

如今也不乏游客，只是與“世界遺產”的品級相比，當地人總覺得還不夠“火”。

現在的文旅推廣，有其規律；“火”了當然好，更能助力地方發展、反哺文物保護；不過只怕那時，別說靜靜觀賞，擠到頭前都難。

——歲月無語，惟石能言。

這本厚厚的大書，你愿意翻開它嗎？

(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姜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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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石刻被稱為“石刻”而非“石窟”，蘊含著多方面的歷史、文化和語境因素。在學術領域，“石刻”與“石窟”有明確區分。“石刻”指在碑碣或石壁上刻制的文字、圖畫，強調的是二維的刻畫；“石窟”指在山崖上開鑿出的洞穴或空間，具有較為復雜的三維空間結構。大足石刻雖多在崖壁上雕刻而成，包含大量立體雕塑，從廣義上講屬于石窟藝術范疇，但傳統命名習慣沿用了“石刻”這一術語，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與初期研究者或發現者的分類標準有關。作為約定俗成的名稱，大足石刻已深入人心，成為一種品牌標識。

來源：大足石刻研究院

延伸閱讀

目前中國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石窟(石刻)共有10處：莫高窟(1987年)，大足石刻(1999年)，龍門石窟(2000年)，云岡石窟(2001年)，還有1996年作為世界遺產“峨眉山-樂山大佛”一部分的樂山大佛，2011年作為杭州西湖文化景觀遺產要素之一的飛來峰造像，2014年作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一部分的麥積山石窟，以及2014年列入世界遺產“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宗教遺跡類遺產點的炳靈寺石窟、大佛寺石窟和克孜爾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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